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，钞票是不会贬值的。那时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糖。晶莹剔透的糖粒，被玻璃纸包裹着，一粒入口，化着丝丝糖水直润心田，时价壹分钱二粒，让我的整个童年都能感到甜甜的滋味。当年钞票的坚挺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转折发生在一九七九年。
    那时，每家每户都精打细算过日子，衣服往往就剪块布料请裁缝做，这比买成衣便宜不少。我家的衣服都在对门张裁缝家做。
    张裁缝，三十出头，老成持重，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。他老家在苏北，因有这做衣手艺，夫妻俩带着三孩子就出来了，已有多年。据他讲，比在老家拿工分强不少。一家五口挤在租来的门面房内，做衣服，烧饭，睡觉，甚是拥挤。一九七八年我随母亲去他店做衣服，母亲看着他店内的凌乱道：“你们一家挤这地方太挤了吧。”他笑答道：“快了，我已钱积得差不多了，准备明年买一个大套，是三房，一厅，一厨，一卫，足够我们一家住了。”说罢，我见他眼中似乎放出光来。他口中的大套，是公寓房的一种，那时没有公摊面积一说，为纯建筑面积，共76平方米。他告诉我需二万元。
    一九七九年，我随母亲又去他店做衣服，店内依旧凌乱。我甚不解，问他道：“你不是今年买房了吗？”他的神情暗了下来，叹道：“今年房价涨了，要2万5千了，我得再积点才能买。”我也愣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钞票会贬值，但并不确定，因为这仅仅是买房而已。衣食住行的价格尚变化不大。米价仍如往日，一角三分一斤；蔬菜更是便宜，西红柿大量上市时仅一、二分钱一斤。那生西红柿的口味可用味道好极了形容，一口咬下去满嘴充满汁水，沙沙带酸甜，现在是吃不到了。只是工业品的价格一如既往的贵。一只上海生产的手表要一百多，几乎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二个半月的工资，一个满师工人三个半月的收入。但这不算什么。那时，家家户户讲究量入为出，虽不富裕，可心中有底，合理安排。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这些昂贵的家用工业品，常常在男女喜结良缘时才能凭票获得购买资格，属于稀缺品，对结婚双方早就是预算中的事，钱存下已久，绝不担心贬值。
    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商品价格开始不断上升，我开始感到钱不那么值钱了。最直观的感受来自日常生活。西红柿的价格涨到一斤二元，购买其他日用品也需用更多的钞票，这时我开始相信钞票的确会贬值，但贬值速度尚在可承受范围，因为工资也开始缓慢增长。
    没想到的是，有些时段，钞票竟然还会发疯地贬。记得一九八八年的一天，街上出现了许多怀揣钞票购货的人，甚至有人租了三轮车满大街地寻觅高档货，力图把手中的钞票花出去，生怕贬值。我很受感染，但我刚工作，手中实在没有几个闲钱，也就急不起来了。当时日本产的录放像机已进入我国，有人延续以前工业品保值的思维，大肆购买，作为硬通货搬回了家，令人大开眼界。好在银行利息也蹭蹭往上涨，年息九点是基本，有点门道的就奔二十点了。实在没想到钞票能如此贬。当然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工资也在快速增长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占工资的比重逐年下降。如一九八三年我刚工作，就凭票花费了一百七十八元购得一辆二十七寸男式凤凰牌自行车，用去了我三个半月的工资积累。但到一九九〇年，凤凰牌自行车的售价虽有所增长，但工资涨得更快，我工作这行只需花费一个半月的工资就能购买。这时我隐约感到钞票贬值并不全是坏事，只要工资上涨速度能追上物价平均上涨速度，生活品质还是能不断提高的。当然，手中的钞票若长期不用，贬值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    一九九九年，看着高楼平地起，我的心思也活络起来，想着把住得小房子换大些，拓展一下居住空间。那时单位还有分房，但已补贴有限，自己要出大部分，且房型好坏与在单位的位置有关，于是心一横，求分好房子还不如放弃单位补贴，自己花钱买商品房，主打一个自主可控。结果不负我愿，半年后就高高兴兴搬进了新房，感觉简直是从蜗居进了豪宅，但贷款也豪迈得很，每月六百七十元的还贷额几乎是我家工资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。开始几月，住着新房，吃着青菜萝卜干，妥妥的“瘪的绅士”。原以为如此这般会有很长时间，谁知还贷占家庭总工资额的比例不断下降，没几年仅每月公积金就能还贷了，这是令我想不到的：钞票贬值竟然还有如此好处！这段时间，对于我这样的有稳定收入，但无法存钱的人来说，钞票贬值确实不算坏事；但对有余钱，或没有稳定工作的人来说，恐怕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
    经过这么多年我算明白了，币值稳定只是国家的一个特殊时期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人民政府努力的结果。那时虽然穷，但有稳定的币值做保证，人们就能做长期规划，保证人人有工作做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地方住，在此基础上，大量的剩余价值被用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田水利建设，为中华文明复兴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