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国书画鉴定的三位代表人物

   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书画鉴定逐步走上了科学性、系统性的研究道路，书画鉴定以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作为主要依据，这期间，出现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鉴定家：徐邦达、 谢稚柳和启功，他们在书画鉴定上各有所长，形成三大流派，并称中国当代三大书画鉴定家。
徐邦达：技术鉴定
   在当代书画鉴定家中，徐邦达的鉴定著作最多。从他的论著中，我们注意到，他在目鉴之外特别注重考订，诸如题款、题跋、印章、纸绢绫、装潢形制、著录等。
   运用著录是徐邦达鉴定古代书画的切入点。他在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一书中引用著录之量可观，并将其排比、对照、演绎、甄别，显示他对历代著录的博览程度和驾御能力。他在鉴定一幅古书画作品时，如果是流传有绪，总是先一一引出著录所载，然后将著录中的记载和评价加以细致周密的考辨，去伪存真，断定其是否真实可靠，再阐述自己的观点，并指出前代鉴定家的失误，重新对作品作出结论，这是徐氏依靠著录又不迷信著录的可贵之处。
   徐邦达在《古书画鉴定概论》一书中，有一章为“古书画应注重各点”，“书画本身”只占一节，款跋、印章、纸绢绫、幅式和装潢形制占四节，足见他侧重点在技术的鉴定方面，而“书画本身”一节又分三点：一、书画写作中的基本组织；二、书法中的文字考订；三、绘画中建筑物和服饰用品形制的考订。显见，后两点仍属技术鉴定范畴。他的鉴定较多依靠理智，依靠细致的考证和分析，正因此，他在书画鉴定中运用可以运用的一切材料，并拒绝“模糊性”。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书画鉴定中，这是徐邦达对书画鉴定学的贡献。
谢稚柳：艺术鉴定
   艺术鉴定即从书画艺术的本体，包括意境、格调、笔法、墨法、造型、布局等特征入手进行鉴定，是书画鉴定最直接的路径，是鉴定的筑基功夫。鉴定学中艺术鉴定最难，也最切实。艺术鉴定能解决的问题，一般便无需舍近求远地依靠其它的鉴定方法进行佐证。正是从这一角度上，传统鉴定的“望气”方法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谢稚柳最大的长处和贡献正在于此。
   在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中，谢稚柳名列首席。早在1966年，他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连载发表了《论书画鉴别》一文。他从笔墨、个性、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。笔墨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，也是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，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。
   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“性格说”，认为鉴定的标准，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，即它的本质。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，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，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、宽严，而在于对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，性格自始至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中。
   基于此，谢氏对于书画作品出现特例时，即某一画家临时变换习惯性画风，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样式等等，总是不被迷惑，一槌定音，具有深邃的鉴别力。书画实践和他的望气性格使他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。从这点上看，谢稚柳是目鉴的天才。
启功：学术鉴定
   启功的书画鉴定具有另一特色，其他鉴定家难以取代，即他以学问支撑鉴定。他对中国古典文学、文献学、目录学、版本学、考据学、历史学、音韵、训诂、书法等有很深的造诣。故而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，具有过人之处，对书画鉴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。
   《启功丛稿》是启功惟一收录书画鉴定的集子。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自信。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和研究的深入，加上文字学、文学、历史知识的渗透，他的鉴定以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，绘画鉴定为辅。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据上功力过人，多不从用笔、风格等本题语言出发，而重在考据，形成了他的鉴定特色。他在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，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突出，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占有很大比重。启功不仅从碑帖中来校勘古代文学资料，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学资料来考证真伪。
   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，他的考据能力有目共睹。与徐邦达不同，徐氏所据是比较专业的文献——书画著录，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，除书画著录外，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。从研究方法看，这样的人才奇缺，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，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。故而他以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，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