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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本
■ 唐弢
谈起校勘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版本。段玉裁说，校书之难，难在于定底本之是非，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要和书籍打交道，多少需要懂得一点版本学。
所谓版本，原来只是指雕板印行的书，以之区别于写本或碑刻。自从印刷术发达之后，刻书例用木板，这板或那板之间，互有异同，于是版本的含义也随着扩大，索性把抄的、拓的、印的都包括在内，鉴别审定，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。这种学问的特点是要根据书籍的纸张、墨色、字体、版式等等，区分时代，辨明地域，从而研究何者是原刻，何者是翻刻，何者是旧抄，何者是新抄，借以判断其内容如何，是否善本……等等。有些熟悉版本的人，对于每一部书的传抄先后或雕板源流，都能说得清清楚楚，甚至连各种本子的行款——每页几行，每行几字，也莫不一一记住，可以背诵如流，不差分毫。
这些专家之娴熟版本，大抵是多看多记，全凭经验得来，对于书的内容，反而有点茫然，所以他们的所谓善本，有时却未必可靠。按照张之洞的说法，构成善本有三个条件，第一是足本，即完整不缺；第二是精本，即校印无讹；第三是旧本，即旧刻初印。丁松生也在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里列举四条：曰旧刻，曰精本，曰旧抄，曰旧校；而他的所谓精本又只限于明代嘉靖以前的刻本，可以说完全着重在一个“旧”字。缪荃孙制订的善本定义更为荒谬，他的主张是：
一、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，清朝为民国刻本，皆非善本。
二、钞本不论新旧，皆为善本。
三、批校本或有题跋者，皆为善本。
四、日本及朝鲜重刻古书，不论新旧，皆为善本。
从前有人说过：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。这是因为明代自万历以后，刻书者众，往往炫奇猎异，互相竞争，或则更换书名，或则改动内容，将古人著作随意糟蹋，把读者弄得莫名其妙。属于前者，例如郎奎金刻《释名》，改名《逸雅》；冯梦祯刻《大唐新语》，改名《唐世说新语》；《北堂书钞》初改为《大唐类要》，再改为《古唐类范》；收入商濬《稗海》里的《蒙斋笔谈》，其实不过是《岩下放言》的节录，而著者叶梦得却被改作郑景望，岂非荒唐之至。属于后者，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谈得最多，如把骆宾王《为徐敬业讨武纷檄》里的“伪临朝武氏者”，改为“伪周武氏”；把曹丕《短歌行》里的“思我圣考”，改为“思我圣老”，又妄评之曰：“圣老字奇。”最突出的是，山东人刻《金石录》，见李清照后序“绍兴二年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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